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

　　文/布衣粗食
　　
　　在1986年到1990年期间，我的班主任刘志老师让我终身难忘。他是文革后被村支书安排到学校教书，当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最初他仅仅是一名代课老师，等我读书那会，他已经转为民办老师了。
　　
　　他的家境很差，有3个子女，妻子还患上了贫血病。当老师的工资也很低，据说那会只有20来元每月。为了生存，他不得不隔三差五的回家种地、养猪，暑假期间还兼职学校的保安工作。
　　
　　没日没夜的劳作使原本身体并不结实的刘志老师劳碌成疾，在上课期间我亲眼见到他炫晕。他朝着学生们摆摆手，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用一只手扶住墙壁，另一只手猛拍脑门，再缓缓地走出教室深呼吸、冲一脸冷水，继续回来给学生们上课。
　　
　　刘志老师教书很用心，讲话也通俗易懂。因为他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，所以他对每一个学生的家境都很清楚。尤其是我，一个外迁到这里的苦孩子，他每次家访都会刻意去我家，要我母亲抽空监督一下我的学习，要我母亲不要为学费担心，要我做个自强不息的孩子。当1987年末，母亲还在为3元钱学费打欠条的时候，刘志老师主动垫付了那3元钱。其实我知道那是刘志老师每天吃腌菜省下来给妻子的医药费。看着那用毛票凑齐的3元钱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流，刘志老师轻轻地拍拍我的头：“我和你母亲是朋友，是朋友就要互相帮助啊。”
　　
　　学校有一个生在山旮旯角落的男孩子在我们班就读。因为离家远，他不得不寄宿学校，可是当时学校也没有床位。刘志老师把他小女儿的小床腾了出来，自己和小女儿挤在一张1.2米宽的床上。小女儿经常为这事和刘志老师嘟哝着嘴。而刘志老师却嬉皮笑脸地告诉女儿：“他是远方的客人啊，我们需要善待远方的客人呢。等学校宽裕了，我再去要一间小屋和小床给你当闺房哦！要不我女儿长大了把秘密藏着哪呢？呵呵。”
　　
　　至今我还记得刘志老师的口头禅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”。课堂上，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勇敢地跨出大山去，去寻求璀璨般的新生活。面对重重阻碍，哪怕是一万次都失败了，万一这次成功了呢？你是不是要为了这次‘万一’而努力呢？
　　
　　在懵懵懂懂的憧憬中我离开了学校，去了乡里的初中就读。也就是1992年，地方教育局开始办理民办老师转正手续。这时候，许多正规大中专毕业生涌入了乡村学校。为了一个正式老师的指标，大家各显神通，请客、送礼、托关系，大家乱成一锅粥。手续办了一批又一批，却始终没有轮到刘志老师。每次都以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文凭和没有任何领导批示而搁浅了。
　　
　　最后乡里尽了最大努力争取来两个特殊转正指标，但这次乡里没有文凭的民办老师有3个，这就意味着有一个老师永远无法转正。在无法定夺的情况下，乡里决定召开校务大会，给每位老师一次转正演说的机会，再来定夺。
　　
　　这场激烈而特殊的大会吸引了很多乡亲旁观，我为了给刘志老师加油挤进了前来旁观的群众堆里。大会在乡中学的礼堂举行，刘志老师最后一个上台，因为前面两个老师讲得很精彩，他显得很紧张。
　　
　　一阵掌声过后，刘志老师开始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叙述自己从教以来的生活、教学经验、学识进步、师生情感……前面好长一段叙述讲话我都听不得太清，因为我听到很多孩子和家长在哭泣，他们都是欠下刘志老师情债或者钱债的父老乡亲。但后面一段讲话我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，那段讲话震得学校礼堂嗡嗡作响：
　　
　　……我不敢说我是圣人，但我却扎根一个偏远的山区学校20多年；我用几十元的工资养育了3个子女，扶助了89个濒临辍学的孩子；我用我的智慧教育的孩子当中有12个考上了大学，20多个学生就读中专或者职中，从此走上了国家工作岗位；因为家里穷，我让我的大女儿辍学来成全我的小女儿读中专学校；我不是村干部，但村里每一个家庭我都去了解过、拜访过；一年365天我有360天晚上在学校守夜。
　　
　　我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，我没有什么文化。但，今天上台演说的每一位老师都是一根蜡烛，都被山里孩子们求知的热火点燃了。既然点燃了，我们都应该去照亮别人，去驱赶孩子们的无知黑暗。这些蜡烛当中，我的年纪最大，那就是说我会燃烧得更快，熄灭得也更快，但这个山区会因为我的熄灭而更加灯火通明！
　　
　　如果今天一定要分个高下，那我主动放弃这次机遇……
　　
　　哭声、骂声、惋惜声充斥了整个礼堂。
　　
　　刘志老师这次没有转正，而是派去了一个更为偏远的学校继续民办老师生涯。直到1998年他在上级领导的过问下才得以转正，转正没两年，他就退休了。
　　
　　现在的老师依然被人比喻成一根燃烧的蜡烛。我佛却说：世上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！